2010年1月20日 星期三

香港的傳統

2009年開始,保衛天星碼頭,要求釋放劉曉波,反高鐵,說明的是什麼?香港社會己到了不可不變的時候。

港英時期,開始時是典型的殖民統治,民智未開,政府管治靠大棒。六十年代後,戰後一代長成,受教育較多,開始有本土意識,香港開始是我家,不只是借來的地方、借來的時間,年青人問題成了當時社會問題。六七事件後,政府開始理解年青人不能只用大棒來壓服,寧要飛仔,不要左仔便是當時的策略。引入西方流行文化,培養年青人偶像,宣揚個人奮鬥,年青人不要搞事,不要反政府。當時的進步青年是左仔,即現今曾鈺成、程介南這輩人,不為名利,求的是社會公義。當時愛國沒回報,今天愛國實在是太容易了。

七十年代始,麥理浩進行連番改革,今天許多人能住公屋、享受免費教育是拜他所賜。社會主流民意是摧政府,左仔是搞事份子,破壞社會安寧。普通市民不談政治,只談個人提高生活水準。搞事的是儍仔。八十年代起經濟起飛,培養了大批中產階級,開始有民主的需求,港英也開始準備主權移交,開放政制,忽然民主。以往多年港人有自由,沒民主,八十年代開始,區議會選舉,我在八一年投下第一張票。八九六四,更是劃時代,打破港人上街的禁忌。但我相信港人不喜歡人搞事的傳統仍在,只是比例慢慢減少。

其後中英談判,中方的專橫,被英國利用了,港人的心大都恐共,中英爭拗,擁彭定康的人會多些,不一定是英方有理,只緣賣相較佳。土共之名,不是浪得虛名的。從九十年代開始,香港漸受中方影響,從一個類似西方城市社會,日漸中國化,最明顯是虛偽,明明不想回歸,在九七時全港慶回歸,在回歸大典,英國人一走,鼓掌文化即來。趨炎附世的嘴臉,接近權力的亢奮,使社會充斥著偽善。董建華明明無能,大把人挺董;看奧運就只捧中國隊,加上不喜歡搞事的傳統,社會保守不墈,也由以往英治時香港第一的自信,變成香港什麼都不成的自卑,新機場事件便是轉捩點。不公平的政制,人民無處發聲,一次一次的看著政府做有失民心的事,特別在立法會保皇黨充斥,現在廿歲左右的年青人出來抗爭、發聲有什麼奇怪?奇怪的是曾鈺成、曾德成等以往的進步青年站到了今天抗爭青年的反面,說出維護建制的說話,歷史開了香港人一個大玩笑。

我認同這句話,高鐵事件、五區總辭後,香港的民主運動會揭開新一頁,不管喜歡不喜歡,台前要換人了,一代新人換舊人,也是自然不過的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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